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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江:理性對待“SCI” 用好“同行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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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印發《關於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幹意見》,在破除論文“SCI至上”、優化學術生態方面,提出瞭十條具體意見。
              如何理性對待“SCI”?一起看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李江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理性對待“SCI” 用好“同行評議”》。
              理性對待“SCI” 用好“同行評議”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印發《關於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幹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在破除論文“SCI至上”、優化學術生態方面,提出瞭十條具體意見。作為科學學的研究者與科技評價的觀察者,筆者有三點感受。
              依賴SCI的計件制並
              不適用於創新性勞動評價
              以SCI論文數量、被引次數、ESI高被引論文數量等指標為依據的科研評價方法常被比喻為計件制,即按照工人生產的合格品的數量和預先規定的計件單價來計算報酬的一種工資形式。這種評價模式在制造業廣泛存在,適用於重復性勞動(勞動成果無差別對待),而並不適用於創新性勞動,否則隻能激勵科研人員以犧牲創新性為代價去追求數量帶來的回報。創新性勞動的評價應該以創新程度為基礎,勞動成果應該差別對待(由同行決定)。因此,國內外科學計量學界對於SCI至上的評價方法一直持批判態度。
              不應一刀切否定SCI
              值得註意的是,《意見》反對SCI至上,並不是否定SCI,更不是否定論文在科研評價中的作用。科研成果的質量取決於創新性,而不是取決於是否被SCI收錄。SCI並非一無是處,凡被SCI數據庫收錄的學術期刊經過層層篩選,凡在SCI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幾乎都要通過嚴格的同行評審。因此,SCI用於科研評價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用於特定的群體。例如,對於某些學科處於Tenure Track(常任軌,目前國內越來越多高校正在采用這種聘任制度)的青年學者,學科領域內國際通用的定量指標有一定的積極作用,這會在很大程度上減少青年學者晉升中的不確定性和焦慮,讓他們在最好的年齡做最好的研究。
              因此,各學校、各學科可按照《意見》的指導原則,完善分類評價體系,細化論文在不同崗位評聘中的作用,而不應一刀切否定SCI。
              “開放同行評議”
              有助於完善同行評議制度
              《意見》破瞭“SCI至上”,立瞭“同行評議”,但“完善學術同行評價”並不會立竿見影,學術生態向好需要一個過程,因為同行評議常常難以避免復雜的“關系”。
              普賴斯獎(科學計量學領域)獲得者Francis Narin於1978年提出瞭關於科研評價中定量與定性指標關系的觀點,他認為論文數量、被引次數等指標雖然最客觀,但是離被評價對象真實狀態最遠,而離被評價對象真實狀態最近的指標是同行評議。他的觀點影響瞭一代科學計量人。《萊頓宣言》(2015年4月22日發表於《Nature》)倡議:定量指標可用於支撐同行評議,但不能取而代之。遺憾的是,在評價實踐中,同行評議往往並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但這並不代表同行評議無效。諾貝爾獎的評選過程是同行評議的典范,至今在全球享有盛譽。英國的科研卓越框架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作為全球科研評估的典范,也幾乎完全依賴於同行評議。
              同行評議制度的公信力依賴於良好的學術環境與公正的科學傢。從諾貝爾獎的評選過程來看,公開似乎不是必要條件,但在難以保證評審人不被非學術因素幹擾的情況下,讓同行評議過程接受全社會監督未嘗不是一種可行的方案。
              開放同行評議(Open Peer Review)是開放科學(Open Science)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開放評審人身份、開放評審報告、開放參與評審三種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傳統同行評議過程中的不透明、缺乏激勵等問題,目前在一些學術出版集團、學術期刊、學術組織中頗受歡迎,例如,PLoS(美國科學公共圖書館)、BMC(BioMedCentral出版社)、Nature Communications、EMBO(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等等,而且加入開放同行評議的出版集團、學術期刊、學術組織越來越多。
              破“SCI至上”、立“同行評議”這條路上可能會有荊棘,但毫無疑問,方向是對的。